1376年，一个官员给皇帝写了份工作报告，17000字。秘书念到6370字的时候，皇帝忍不住了——半天了还没说到正题，全是废话！当场下令：把这人拖出来打板子。打完之后皇帝还气得骂了句：虚词失实，巧文乱真，朕甚厌之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——你这花里胡哨的东西，看得朕头疼。
这个被打的人叫茹太素，时任刑部主事。打他的人叫朱元璋，大明开国皇帝。这事儿不是野史段子，《明史·列传第二十七》写得清清楚楚。
但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。
茹太素这人，山西泽州人，洪武三年中的举人。一出道就给朱元璋上书，说的话正中老朱下怀，直接被授了监察御史。之后一路升迁，四川按察使、刑部侍郎，办事公平利落，在官场上口碑不错。最关键的是，他提的建议朱元璋基本全采纳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哥们儿是个业务能力很强的人。
但茹太素有个致命的毛病——写东西又臭又长。每次上奏章动不动七八千字，还专挑生僻典故往里塞，文辞艰涩得要命。朱元璋什么出身？放过牛、讨过饭、当过和尚，大字不识几个起家的。你跟他掉书袋，不是找抽吗？
洪武八年，茹太素因为受到牵连被降职为刑部主事。降了职他也不消停，转手就给朱元璋递了一份陈时务书——总共五件事，写了17000字。
朱元璋一看这厚度，脑袋就嗡嗡的。他让中书郎王敏念给他听。王敏念啊念，念了6370个字，还在铺垫阶段，连第一件事都没摸着边。更要命的是，茹太素在中间夹了一句：有才能的人这些年被杀得百无一二，现在朝廷任用的都是些迂腐书生和庸俗小吏。
这话什么意思？等于指着朱元璋鼻子说：你把能人全杀光了，现在用的全是废物。
老朱当场就炸了。把茹太素叫上殿来，劈头盖脸一顿质问：你说刑部全是庸吏，你倒给朕指出来，哪个是庸吏？茹太素支支吾吾半天，说臣只是笼统地说，其实刑部的人臣也不全认识。朱元璋更怒了：人都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全是庸吏？来人，打！
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茹太素被扒了衣服，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板子。
但接下来发生的事，才是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。
当天深夜，朱元璋躺在御榻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叫人把茹太素那份17000字的奏折拿来，在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从头看到尾，看到第16500字之后，终于进入正题——五件事，只用了500字就说清楚了。朱元璋沉吟良久，觉得其中四件确实有道理，当即批准执行。
第二天朱元璋感叹了一句话，被写进了正史："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朕所以求直言，欲其切于情事。文词太多，便至荧听。太素所陈，五百余言可尽耳。"
当皇帝难，当大臣也不容易。500字能说清楚的事儿，你偏要写17000字。这不是忠心的问题，是浪费朕的命。
要知道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拼命的皇帝之一。废了丞相之后，全国大小事务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。有人统计过，洪武十七年的某个八天里，他收到1660份奏章，处理3391件事，平均每天批200多份文件、拍板400多件事。吃饭想到一件事就写纸条贴在衣服上，满身都是字条，跟挂了一圈鹌鹑似的。这种工作强度，搁今天互联网大厂都得喊996福报。
所以茹太素这顿打，直接催生了大明朝的一项制度改革。朱元璋下令中书省制定《建言格式》，规定以后上书必须简明扼要，只陈实事，不许繁文。后来又颁布了《案牍减繁式》，要求公文言辞平实。从此整个明朝的公文系统焕然一新——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立法来整治废话。
茹太素挨了打，改了文风，但骨头没变软。此后十几年他继续上书言事，照样刚直不阿，朱元璋好几次想治他的罪，最后都忍了。
直到洪武十八年，茹太素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——相当于大明的财政部长。有一天朱元璋在偏殿请他喝酒，端起金杯缓缓说了一句：金杯同汝饮，白刃不相饶。
这话杀气十足。今天跟你喝酒，明天杀你也不含糊。
换了别人早吓趴下了。茹太素跪下磕头，不慌不忙地接了下句：丹诚图报国，不避圣心焦。
臣一心报国，哪怕惹您生气，也在所不惜。
史书记载，朱元璋听完这话，沉默良久，"帝为恻然"——皇帝动了恻隐之心。
但恻隐归恻隐，刀子归刀子。没过多久，茹太素被贬为御史。后来因为弹劾左都御史詹徽，和12个同僚一起被罚戴着脚镣办公。再后来，"竟坐法死"——被杀了。至于具体罪名，史书语焉不详。
17000字的废话换来一顿板子，500字的干货推动了一场改革。茹太素用自己的屁股告诉后人一个道理：说话，要说到点子上。可惜他用自己的人头证明了另一个道理：在权力面前，说到点子上也未必能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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